想要领导给他摘掉右派帽子，劳动时拼命。后来到了明水农场陈毓明还见过一次张继信在路上四肢着地爬着去草滩上捋草籽。他穿着棉裤手上套着棉手套往前爬。他的裤子在膝盖那儿露出了棉花，手套上沾满了泥土。看得出来，他的身体更虚弱了，已经没有站着行走的能力了。这两件事在他的脑子里印象太深，所以刘振宇指定他当护理员的当天，他擅自做主跑到张继信的窑洞里把他背到病房来了。背张继信的那天他非常心酸，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轻得像个孩子，背在身上如同掮着一堆羽毛。他在心里想，这个人再活不了几天了。但是事情就这么奇怪，和张继信同时进病房的人死去一半还要多了，他却还是活着。
这简直是个谜!他家里并没有人来看望他，也没有人邮寄什么食品给他。
一阵咚咚的脚步声响，门板“咣”的一声开了。严队长进来了，身后还跟着几个人。严队长问他：老陈，一号病房昨天夜里又死了两个人，对吗?他回答三个，这间房两个，北房一个。严队长说，我问的就是这间房。他回答这间房两个。严队长说，我给你又送了三个人来，一个安顿在北房了，这两个你看怎么安排严队长回答，蔺为轩。
噢，是蔺县长呀!来，来来，把他放到张老师旁边。陈毓明从一个右派手里接过蔺为轩的被褥铺在张继信身旁的空当处，再叫人把蔺为轩背过去安置好。另外一个病号是自己走着来的，他叫他进里屋。
看着陈毓明安排完病号，严队长一边往外走一边问，老陈，你这间房子还能挤几个人不能?
陈毓明回答，你看着办呗。就这么一间小房房，里外就睡了二十个人；我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看还能安置人吗?
严队长叹息说，啊呀，真把人愁死了。病房里满得插针的地方都没有，外头又病倒了一大片，有的人脚趾头都冻掉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严队长走后，陈毓明又看了看两名新来的病号，给他们倒好开水放在枕头边上，交待了一下注意事项：小便倒进尿桶，大便喊护理员，你们什么都不用干，好好保护自己，我是伺候你们的……然后他就匆匆地去了北房，看望北房安置的新病号。半个多月以来，他就是这样两头跑着照看病号的。既然领导叫他管两间病房，他还是想把工作干好，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工作：凡是进病房来的人都已经衰弱至极，照顾得稍有不周就可能把一个人送进酆都城去。
出了房门左拐，走下山水沟，陈毓明就到了北房门口。门口停着一辆马车，三四个掩埋组的右派正在把一具尸体装上马车。这几个人是杂役［2］，他们在来到夹边沟的两三年里，没下过大田也没挖过沙子背过石头，他们是理发员、修鞋匠、木工、炊事员……他们的体能还没消耗殆尽，他们大都有办法搞到额外的食物，所以他们两个人抬一具尸体，像是搬动麦捆一样，悠两下就扔上车去。
马车旁站着个名叫段云瑞的人，手里拿个笔记本，还提着一串拴着细麻绳的硬纸牌牌。他是兰州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曾任省高级法院的书记员、审判员、省司法厅办公室秘书。如今专管给尸体编号，挂牌子。在夹边沟的时候，最初死人，农场领导叫木工组打棺材，可是很快就没有木头用了，领导专门抽了几个人割芨芨草编成长条形筐子，人死了装进筐子里拉出去埋掉，坟头上插个木头牌子，写上姓名。后来连做木头牌子的木料都没有了，芨芨草筐子也编不及了，就用死者的被子一裹拉出去埋掉。活着的人们有意见了，说这样埋掉，将来家属来上坟烧纸找不着人，哭谁去?领导接受了意见，掩埋前叫人给每个尸体拴个破纸箱子上裁下来的硬纸牌子。纸牌子上写着死者的姓名和编号。
陈毓明走到段云瑞跟前，告诉他南房的两具尸体的相貌特点和姓名，叫他们不要把名字搞混了。
北房是九月底挖成的地窝子，进门一条直溜溜的走道，靠左边的崖坎留了一个两米宽四五十厘米高和地窝子等长的土台子，土台子上铺着麦草，上边并排睡了十八九个人。地窝子深入地下一米多，最初修建的时候，地窝子右边高出地面的墙壁上留了两个洞子的，作为照亮的窗户。后来天冷了，从沟里刮来的寒风袭进来，人们就把洞子堵上了。后来改为病房，领导又找了块大篷布把房顶盖上，垂下来的部分一直搭到地上用以挡风保温。这间地窝子的确暖和，除了门口挂的门帘子——一床破棉被——透点冷空气进来，再就没有漏气的地方；靠近门口砌的炉子烧得也挺旺。只是这样一来房子里的空气太难闻了，新进来的病号都说臭得人恶心。
一盏马灯和门帘子缝里透进来的光线不足以把房子照亮，房子里日夜都黑洞洞的。
护理员艾学荣正在炉子上煮菜根吃，一看见陈毓明就噌地跳了起来，问，陈队长有事吗?他对陈毓明有点害怕，因为有过两次他跑到伙房弄东西吃，两个拉肚子的病号把粪便弄到了铺上，陈毓明训斥了他，警告他再要是失职就换个人当护理员。他很害怕不叫他当护理员，因为他害怕回到窑洞里去住。
陈毓明问新来的病号在哪里?艾学荣说在最里头，程炯明的旁边。陈毓明顺着过道走到尽头，看见墙根的铺上坐着个人低声地哼哼着。他问了一声你叫啥名字?那人停止了哼哼扭过脸来，他不由得惊了一下，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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