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场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得要把肠子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呢,想活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1]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蛋蛋。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我们经常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gāng_mén的直径许多,堵在gāng_mén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
我们窑洞里,唯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建义。董建义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建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建义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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