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够甜，水永远不够干净，所有的树林和原野到哪里去了?开头两年，我试着让爸爸参加英语培训班的课程，提高他那口破英语，但他对此不屑一顾。“也许我会把‘’拼出来，然后老师会奖给我一颗闪闪发光的星星，那么我就可以跑回家，拿着它向你炫耀了。”他会这么咕哝。
1983年春季的某个星期天，我走进一家出售平装旧书的小店，旁边是家印度电影院，往东是美国国家铁路和弗里蒙特大道交界的地方。我跟爸爸说等我五分钟，他耸耸肩。他当时在弗里蒙特某个加油站上班，那天休假。我看到他横跨弗里蒙特大道，走进一家杂货便利店，店主是一对年老的越南夫妻，阮先生和他的太太。他们白发苍苍，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症，先生则换过髋骨。“他现在看起来像《无敌金刚》了，”她总是这么笑着对我说，张开没有牙齿的嘴巴。“记得《无敌金刚》吗，阿米尔?”接着阮先生会学着李·梅杰斯，怒眉倒竖，以缓慢的动作假装正在跑步。
我正在翻阅一本破旧的麦克·汉默［1］r，美国作家迈克·斯毕兰（ne1918～）创作的系列恐怖小说主角。［1］悬疑小说，这当头传来一声尖叫，还有玻璃碎裂的声音。我放下书，匆匆穿过马路。我发现阮先生夫妇在柜台后面，脸如死灰，紧贴墙壁，阮先生双手抱着他的太太。地板上散落着橙子，翻倒的杂志架，一个装牛肉干的破罐子，爸爸脚下还有玻璃的碎片。
原来爸爸买了橙子，身上却没有现金。他给阮先生开了支票，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证。“他想看我的证件，”爸爸用法尔西语咆哮，“快两年了，我在这里买这些该死的水果，把钱放进他的口袋，而这个狗杂碎居然要看我的证件!”
“爸爸，这又不是针对你。”我说，朝阮氏夫妇挤出微笑，“他们理应查看证件的。”
“我不欢迎你在这里，”阮先生说，站在他妻子身前，他用拐杖指着爸爸，然后转向我，“你是个很好的年轻人，但是你爸爸，他是个疯子。这里再也不欢迎他。”
“他以为我是小偷吗?”爸爸抬高了声音说，外面围满了旁观的人，“这是个什么国家?没有人相信任何人!”
“我叫警察。”阮太太说，她探出脸来，“你走开，要不我喊警察。”
“求求你，阮太太，别叫警察。我把他带回家，请别叫警察，好不好?求求你。”
“好的，你带他回家，好主意。”阮先生说。他戴着金丝眼镜，眼睛一直望着爸爸。我隔着门去拉爸爸，他出来的时候踢飞一本杂志。我说服他别再走进去，然后转身到店里向阮氏夫妇道歉，告诉他们爸爸处境艰难。我把家里的电话和地址给了阮太太，告诉她估计一下损失了多少东西。“算好之后请打电话给我，我会赔偿一切的，阮太太，我很抱歉。”阮太太从我手里接过纸片，点点头。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时抖得更厉害，那让我很生爸爸的气，他把一个老太太吓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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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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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仍在适应美国的生活。”我解释着说。
我想告诉他们，在喀布尔，我们折断树枝，拿它当信用卡。哈桑和我会拿着那根木头到面包店去。店主用刀在木头上刻痕，划下一道，表示他从火焰升腾的烤炉取给我们一个馕饼。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树枝上的刻痕付钱给他。就是这样。没有问题，不用身份证。
但我没告诉他们。我谢谢阮先生没叫警察，带爸爸回家。我炖鸡脖子饭的时候，他在阳台抽烟生闷气。我们自白沙瓦踏上波音飞机，到如今已经一年半了，爸爸仍在适应期。
那晚我们默默吃饭。爸爸吃了两口，把盘子推开。
我的眼光越过桌子，望着他，他的指甲开裂，被机油弄得脏兮兮的，他的手指刮伤了，衣服散发出加油站的味道——尘灰、汗水和汽油。爸爸像个再婚的鳏夫，可是总忍不住想起故去的妻子。他怀念贾拉拉巴特的甘蔗地，还有帕格曼的花园。他怀念那些在他屋里进进出出的人们，怀念索尔市集拥挤的通道，他走在那里，和他打招呼的人认得他，认得他的父亲，认得他的祖父，那些跟他同一个祖宗的人们，他们的过去交织在一起。
对我来说，美国是个埋葬往事的地方。
对爸爸来说，这是个哀悼过去的地方。
“也许我们应该回到白沙瓦。”我说，盯着在玻璃杯里面的水上浮动的冰块。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半年的光阴，等待移民局核发签证。我们那间满是尘灰的房子散发出脏袜子和猫粪的气味，但住在我们周围的全是熟人——至少爸爸认得他们。他会邀请整条走廊的邻居到家里吃晚饭，他们中多数都是等待签证的阿富汗人。当然，有人会带来手鼓，也有人带手风琴。茶泡好了，嗓子还可以的人会高歌一曲，直到太阳升起，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
“你在那边更开心，爸爸，那儿更有家的感觉。”我说。
“白沙瓦对我来说是好地方，但对你来说不是。”
“你在这儿工作太辛苦了。”
“现在还好啦。”他说，他的意思是自升任加油站日班经理之后。但在天气潮湿的日子，我总能见到他忍痛揉着手腕。也见过他在饭后，头冒冷汗去拿止痛药瓶子的模样。“再说，我又不是为了自己才让我们两个来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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