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崔浩的悲剧，就是这样产生的。杀他的同时，不但“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连“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一下子，就把那些名门望族，比拓跋氏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汉人，一网打尽。因此，强劣而汰优，便是野蛮战胜文明的苦果。
所以，人类历史，就是文明与野蛮的较量史。
现在回想陈寅恪那样的大知识分子，在“文革”间受辱于无知的群氓之辈，也就不以为奇。凡落后者，无不反对开化；凡愚昧者，无不仇恨文明；凡文化处于低下状态者，无不对拥有文化的人，好的，采取戒备疑惧的态度；糟的，就是敌对仇视，欲除之而后快。这些人手中，一旦握有生杀大权，他的第一假想敌，就必是知识分子无疑。哪怕知识分子已经匍匐在他面前，输款纳诚，三跪九叩，吾皇万岁万万岁，他也不放心，视那个磕头如捣蒜的文化人，为首先要防范的阶级异己分子。
得意与忘形（2）
所以，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文化要想发展，主要因素，是统治集团不那么与知识分子为敌；次要因素，是社会相对稳定。两者俱备，就出现汉唐文化的辉煌气象。若战乱频仍，兵荒马乱，遍地哀鸿，民不聊生；如果统治者不跟知识分子太作对的话，如晚唐，如南宋，文化发展也不至于完全停滞。要是像秦始皇那样焚书坑儒，赶尽杀绝的话，哪怕天下太平，五谷丰登，也会出现全国范围里的万马齐喑的局面。
最眼前的例子，就是“文革”中把作家都关进“牛棚”的时候，一个个领教无产阶级专政，只知检讨悔过，低头认罪，苟延残喘，惟求活命，哪里还有工夫为文学兴灭继绝呢？——还真得感谢浩然先生，否则，那十年，在文学史上，就彻底空白了。所以，文化的兴废，艺术的枯荣，文明的发展与倒退，知识分子的生死存亡，全系于当权者的一念之间，确实是数千年中国的事实。
如果，北魏的崔浩，这位豪门子弟，朝廷重臣，有比他大约早一个世纪的前秦王猛那种难得的清醒，了解拓跋氏的野蛮性，和他们对汉文化的警惧性，而不得意忘形，将矛盾激化，历史又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了。所以，有的知识分子，总是过高估计了个人的力量，认识不到文明在野蛮的铁蹄下，总是可怜巴巴的命运。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下场，某种程度上说，是自己把命玩进去的——谁让他得意之后，还忘形呢？
晋室南渡，一部分大士族如王、谢豪门，到南方去了，留下来的汉族上层人物，自然也就不得不与少数民族政权合作。崔浩和他的父亲崔宏，是为北魏的建立作出杰出贡献的士族代表人物。连魏国的国号，也是崔宏倡议的。可他们从心眼里绝对看不起这些头顶留一撮毛发的统治者，背后称呼这些人为“索虏”，虽然有的戎狄之君，用讨这些大士族的女儿当老婆的办法，来改变自己的成分；正如今天，有的作家忽然以为懂得些洋情调，就觉得成了贵族。攀一门高亲，认一位名师，也跟着家学渊源，或学富五车起来一样，都是一厢情愿，作不得数的。中原知识分子与拓跋氏政权的精神上的对立，固然是民族矛盾，但实际仍是文明与野蛮的矛盾。
三至五世纪，黄河流域在少数民族的政权统治之下，老百姓始终引颈南望，仍是把地处江东的晋，和稍后的宋齐梁陈，视作正统所在。说到底，这种民心所向，是对文明的向往，和对野蛮的痛恨。所以，公元354年东晋大将桓温率军入关，驻灞上，三辅郡县争先归附，“持牛酒迎温于路者十###，耆老感泣曰：‘不图今日复见官军！’”所以，好些外族统治者，总有窃居人上的自卑心理。公元383年，苻坚在淝水之战前，他的弟弟苻融劝他：“且国家戎族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不绝如缕，然天之所相，终不可灭。”于是，如王猛，如崔浩，这些为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做事，而且担任重职的大知识分子，都是竭力劝阻所辅佐的统治者不对南朝兴兵动武，其实质意义是护卫文明，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相反，在促成对其他少数民族的战争上，倒是不遗余力地鼓吹，说穿了，不过让他们以蛮制蛮，互相残杀罢了。
所以跟少数民族皇帝进行这种迂回战，是一场如履薄冰的危险游戏。
王猛要高明些，因为“少贫贱，以贩畚为业”，与社会多接触，深谙世情。史称他“博学好兵书，谨重严毅，气度雄远，细事不干其虑，自不参其神契，略不与交通，是以浮华之士，咸轻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为意”。超脱而又严谨，无欲加之慎重，这是他能够始终保持清醒的原因。
崔浩虽然“博览经史玄象y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但这位出身名门的贵家子弟，养尊处优惯了，未免高傲自许，自我优越，行事随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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