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少佐走上来，用穿马靴的脚尖踢踢王浦生，说了一句话。翻译马上译出那句话：“他是被刺刀扎伤的。”
英格曼说：“是的。”
“在哪里扎的？”
“在他家里。”
“不对，在刑场上。他是从刑场上被救下来的中国战俘。”
“什么刑场？”英格曼神父问道。
“就是对中国战俘行刑的刑场。”翻译把日本少佐几乎忍不住的恼火都翻译过来。
“噢，你们对中国战俘行刑了？”英格曼神父问：“原谅我的无知。原来日军把自己当做日内瓦战俘法规的例外。”
少佐长着日本男人常见的方肩短腿、浓眉小眼，若不是杀人杀得眼发直，也不失英俊。他被英格曼噎了几秒钟，对翻译说了一句话。
“少佐先生说，现在你对你借教堂之地庇护中国军人，没什么话可说了吧？”
“他们怎么可能是军人呢？”英格曼神父指着站在一边的戴涛和李全有说。
这时，一个日本士兵推着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国男人过来。翻译说：“这位是日军雇的埋尸队员，他说有两个没被打死的中国战俘给送到这里来了。”他转向埋尸队队员：“你能认出他俩吗？”
埋尸队队员热心地说：“能认出来！”他一抬头就指着戴涛：“他是一个！”
法比大声骂道：“你个狗！你狗都不如！”
英格曼立刻知道这人根本不认识或记不清当时被营救的人的模样。
两个日本兵蹿向戴涛，眨眼间一人抓住了戴涛一条胳膊。戴涛从容地任他们把他双臂背向身后，忍住左胁伤口的钻心疼痛。
英格曼神父对埋尸队队员说：“你在撒谎，今生今世这是你第一次见这位先生。”
少佐通过翻译对埋尸队队员说：“你认清了吗？”
法比。阿多那多用扬州话大声说：“他认清个鬼呀！他是为了保自己的命在胡咬！”
少佐叫那两个士兵把戴涛押走，英格曼神父再次上去，但少佐一个耳光打过来，神父被打得趔趄一下。
“认错人了！”李全有此刻说，他拖着伤腿，拄着木拐，尽量想站得挺拔些。他对埋尸队队员说：“你看看我，我是不是你搭救的那个？”
“我没有搭救！是他们搭救的！”埋尸队队员慌忙开脱自己。
“你不是说认识那俩人吗？你怎么没认出你爷来呀？”李全有拇指一翘，指向自己鼻子，兵痞子的样儿上来了。
“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英格曼神父说，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争取，然后他只能像对待他亲爱的老福特那样放弃他们。既然这是最后的争取，他反而无所顾忌，上去护住戴涛。他和这个年轻少校谈得那么投契，他想跟他谈的还多着呢……他觉得又一记耳光来了，耳朵嗡嗡地响起来，他看见少佐捏捏拳，甩甩腕子，打完人他的手倒不舒服了。
陈乔治这时从厨房后面出来，似乎想为神父擦试鼻孔和嘴里流出的血。日本人朝教堂近时，他正在床上和红菱做露水夫妻；他付给红菱的费用是每天三个洋山芋。好事办完，两人都暖洋洋地睡着了。是日本人向法比开的那一枪把他们惊醒的，他嘱咐红菱自己找地方躲藏，便往院子溜去，他藏在一小堆烧壁炉的柴火后面，始终在观望局势。陈乔治胸无大志，坚信好死不如赖活着，最近和红菱相好，觉得赖活着竟也有千般滋味。他看见英格曼神父袍襟上被刺刀挑破的口子，又看见神父吃耳掴子，不由得提起一根木柴。尊贵的神父居然挨耳掴子，这些倭寇！连给神父提夜壶都不配！但他不久又放下木柴，因为二十多个荷枪实弹的鬼子可招不得惹不得。他蹲趴在原处，进退不能，让“赖活着”的信念在他狭窄的心胸中壮大，一面骂自己忘恩负义，不是东西。英格曼神父把他从十三岁养大，供他吃穿，教他认字，发现他实在不是皈依天主堂的材料，还是不倦地教他读书。神父固然是无趣的人，但这不是神父的错，神父待他也是嫌恶多于慈爱，远不如那匹落井的小马驹。但没有英格曼神父，他只能从一个小叫花长成一个大叫花，命大的话或许做一个老叫花寿终正寝。没有乏趣刻板的神父，哪来的教堂厨师陈乔治？难道如花美眷红菱看中的不是人五人六的厨子陈乔治？以及他裤腰带上栓的那把能打开粮柜的钥匙？想到此，他看见英格曼神父挨了第二个耳掴子，牙一定打掉了，他的牙都为老神父疼起来。
陈乔治刚接近英格曼神父就被一名日本兵擒住。
“他是教堂的厨子！”法比说道。
少佐问埋尸队队员：“你认识这个吗？”
埋尸队队员看着电筒光环中脸煞白的中国青年，似乎在辨认他，然后含糊地“嗯”了一声。
英格曼从松动的牙齿中吐出一句话：“他是我七年前收养的弃儿。”
少佐问埋尸队队员：“这几个人里面，还有谁是中国军人？”
埋尸队队员从一日本兵手里拿过电筒，挨个照着每一个中国男人。
“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收留的都是普通老百姓，是本教堂的教徒。”英格曼神父说。
埋尸队队员的手电筒此刻对准李全有的脸，说道：“我认出来了，他是的。”
戴涛说：“你不是认出我了吗？怎么又成他了？”
法比说：“所以你就在这里瞎指！你根本谁都不认识！你把我们的厨子都认成军人了，瞎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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