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她。
真的是太累了，猛打哈欠，枕头都弄湿一大片。
累得我不想睁开眼睛，不想呼吸，不想想明天，只想就这样睡去。
母亲说，勾心斗角久了，是人都会累的。
所以她跑了。留下血腥的争斗，沉重的责任。
“吃药。”她扶住我的头，吃力地拉我起身，刚想问她是什么药，两颗胶囊已经被塞进齿关：“喝水。”
“止痛药吧？”光止痛药是不够的，最近总发烧，前额时常会剧痛难当，鼻子也不通，就象天天都在重感冒似的。
“另一颗是退烧药，你别告诉我你不知道自己发烧了。”
把杯子倒满水放回床头柜上，她关上灯，黑暗里摸索着替我掖好被子，然后绕到另一侧上床。
“你会参加婚礼吗？”她翻身面对我，在被窝里细心地解开我衬衣上的扣子，让我睡得舒服些。
我应该去吗？如果去，我应该用什么身份，是情人，还是仇人？
“礼物我一定会让人带到的。你说是在礼堂里送给你好，还是在晚宴上送给你好？”
对她的婚礼，我比她还清楚每个步骤，除一项无关紧要的调查报告还没出来外，她婚礼上的紫，白，黑百合，予湖花，波士顿蕨，还有罗蔓藤；晚宴茶，锅碗瓢盆；迎宾道上的安保环卫，几乎每一项我都暗地里尽心问过，特别是那些花：每朵黑百合上都被漂出一个“我”字，每朵紫百合上都烙出一个“你”字，而每朵白百合上都会在那天染显一个“爱”字。
原正雄也是个颇为细心的人，居然重金购进交错式金属探测器，婚礼当天的保卫可谓滴水不漏。
不过说真的，在这样污浊的城市种那些娇气的花，可真不是件易事，更何况我还有花粉过敏症。
“你有什么好礼送？”攀上我的背她轻轻摆动了一下腰身就整个贴进我怀里：“你只有发烧的时候才会暖和些。”
他的怀抱会比我宽广温暖的，到时，你就不会再想靠在这里了。
我簌地收紧双臂，只盼抱住她再一秒。
再过几天，她就会光芒耀眼地站在人前；再过几年，她大概就会彻底忘了我。
“送你条围巾好了，你那么怕冷。”到时候这头杂毛剪下来送给她，她留也好，丢也好，总之心意尽到也就不白费她唠叨了那么多年的妒忌。
六年多了，让我就这样离开，真是有些舍不得。
“你结婚后还会回这里看看吗？”早该想到，等那时，见她一面会多难。
她长吁两声，好象对我的问题相当不屑：“这里是我家，跟结婚与否没关系。”
多高明，她从来都有办法想出这种摸棱两可的答案。
母亲已经派人传话，她的婚礼当天有一场恶战。赢了，从此上川家一统亚洲黑市军火；输了，我的灵魂就会提前离开我的身体。带话的人一副“必胜”的信任表情，塾不知，那场仗无论跟谁打，无论结局怎样，败者都是深爱她的我，
只不过人格分裂的最大好处就是：取胜的时候，另一个我会满足地笑笑，虽然无论哪个我都不知道，那笑会不会很苦。
“还疼吗？”她用额头试试我的体温，左手在我腰侧搭着，中指上的戒指磨蹭着衬衣布料，偶尔发出沙沙声。
“不疼。”止痛药对我还是有那么点用。
“你知道我喜欢什么花吗？你从来都没有送过给我，猜猜，猜对了明天做粥给你喝。”
“百合吧，每次春节逛花市你都会看好久。”其实不加那个“吧”字也行的，我笃定她喜欢那种会让我喷嚏连连的花，只是顾及到我，才会光看不买的。
“好聪明的孩子呢。还知道这个。”她宠溺地拍拍我的后脑勺，满意极了，当下决定明天亲自下厨为我做生鱼粥：“睡吧，一觉醒来肯定有碗粥在等你。”
“晚安。”我吻她。
“晚安。”她又往我这边缩了缩。
这恐怕是我们能做的，真实的对话了，除此之外，那么多的禁忌，早已毒蛇般缠住言语不放，如佛云：不可说，不可说，一说便是错。
我拄着囚鬼站在满墙镜子前，循着反射的光线看我的世界。
“文小姐，这样的妆您还满意吗？”婚纱影楼的服务生谄媚的样子让我很不舒服，旧颜居然也会坐在那里任她摆布，生生把一张活色生香的脸画了个乱七八糟。
“麻烦帮我把椅子转一下。”她大概是怕我恶心得不够，非得让我吐吐，明知道我最见不得她上浓妆，不不不，是见不得任何人上浓妆。
“丑死。”我干脆把脸撇到另一边，透过落地窗看囚鬼和安姿在草地上瞎闹——谁说女人一生最美是结婚时，那些厚厚的粉底扑在脸上，再细致的五官也会被毁光。还有腮红，不论斜扫横扫圈扫，反正扫出来都是猴子屁股。更别提睫毛膏，要是防水的也就罢了，万一买到粉性重的，那简直……
“把你手机拿出来。替我拍张照。”
“我才不会让我的手机受罪，反正你一会儿也要拍婚纱照，等等吧。”她难道就那么心急吗？
影楼里不知怎么地开始放流行音乐，大概是原先的蓝调唱片放太多报废了，一时找不到替换，调音顺手抽了张盘吧。
象是个台湾男人的声音，但中文说得太好，让我很难把他和阿扁联系起来。
“你们要快乐，要紧紧牵手，你们不幸福，我会难过。成全最爱的人，不是为了看着她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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