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古:“敌人的力量是空前的,作战失利有多方面的原因,并非三人团的指挥不当。为什么大家意见这么多,其实质是有人总是反对中央的正确路线,抓住这个他们千载难逢的机会来攻击中央。现在根本就不是召开整只据会议甚至召开中央全会的正确时机,到时候七嘴八舌吵成一团,不但难以改善被动局面,而且必然耽误转移工作,更不利于加强保密。既然中央已经把重大军事指挥权委托给最高三人团,那怎么转移当然应该由三人团讨论决定,为汉同志你不用再说了。”
向应:“伯古同志,我请求留下来坚持斗争,请您批准。”
伯古:“向应同志,我不同意。谁走谁留是中央的决定,你个人无权做主。我知道你对我们的批评可能会有些想不通,但是这次安排你负责动员工作,并不是要把你留下来,你不要想多了。”
向应有些激动的说:“伯古同志,同志们批评我在处理富田事变上,犯了右倾错误,这些天我一直都在反省自己。我没有想不通,我觉得我的错误,还有大家对我指挥作战的那些意见,我都是时时在分析自己。我觉得我虽然当了好长时间的中革军委副主席、代主席,但是和朱得同志、恩莱同志比,我的军事经验还是太欠缺了。即使是和老茅比,也差得不是一点半点。大家不是说我在地图上指挥部队,结果和战场实际差得太远吗?这次我留下来坚持斗争,正好可以在第一线好好学习一下部队是怎么打仗的,这对我是一件好事。”
伯古:“上次老茅打击挖苦你,我是反对的。老茅那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向来说话就是那样,你别堵在心里想不开。你是中央的重要军事负责人之一,我需要你在军事上多帮帮我,你怎么能留下呢?”
向应:“伯古同志,我不是想不开。我给您说心里话吧,您让我负责动员工作,可这项工作难做啊!动员谁留下,谁心里就有火,我要是不留下,说话根本没有说服力,实在是不好干啊!再说我的伤一直没好,长途行军一定会拖累部队,我还是留下来慢慢养好伤再说吧。”
博古沉思了一会:“好吧!你说的也是实情。那就由你负责全体留守部队和党组织,陈亿负责具体军事指挥,你们搭档中央也走得放心。”
【会议结束时王家想守在外面。】
王家想对伯古说:”伯古同志,现在传言纷纷,都说部队要转移,是真的吗?“
伯古:“是的,家想同志。我们要转移到湘鄂西根据地去,在那里重建苏区,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转移计划。”
王家想:“湘鄂西有没有重建苏区的条件,另外我们怎么在国民党的大举进攻、层层封锁下向湘鄂西转移,这件事太大了,必须要经过中央、最起码整只据开会讨论才行。这样仓促决定,是否有些欠妥?”
伯古有些不悦:“共产国际已经批准了,还需要讨论吗?再说,你分管总政治部,形势你不清楚吗?现在我们哪儿还有坐下来商讨的时间。”
王家想:“传言说要把老茅留下来,我觉得是非常不妥的。”
伯古上下打量了一下王家想:“恩莱同志反对把老茅留下,我也觉得他说的有道理,老茅咱们就抬着走吧,你放心吧。”
接着伯古又说道:“老同学,咱们都是纯正的布尔什维克,接受过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你刚来苏区的时候,也是同意和老茅他们做坚决斗争的。后来你越来越觉得老茅有道理、我们没道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是你的革命立场有问题,还是你的思想认识有问题。今天我们来不及说这些,但我希望你少和老茅接触。老茅这个人,蛊惑人心的本事不是你这个书生能够抵挡的。”
王家想:“我是个书生,但我也不是老茅能随便蛊惑的。你说我变了,我不同意,我倒是觉得你这几年变得很厉害。老茅主张的实事求是,你们不认同,我却觉得这就是马列主义的态度。你们的很多做法,在我眼里就是教条主义,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
伯古伸手制止:“打住,我不是要和家想你争论这个,现在不是时候。等我们在湘鄂西站住脚之后,咱们再讨论。”
王家想:“求白同志是犯了路线错误,可是他这几年做的检讨还少吗?把他一个纯粹的书生,身体病成这样,眼神又不济,对江西又不熟悉,留在这里能干什么?”
伯古:“求白同志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指示有怀疑,执行国际的路线不坚决,这一点斯大林同志是很不满意的。求白同志的错误,给党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甚至是无法弥补的!你作为一个党员,难道没有认识到这种错误的性质有多么严重吗?”
王家想也有点火了:“把求白同志留下,一旦被国民党捕获,这个后果你能够弥补吗?”
伯古:“国民党或许会把求白先生当成至宝,实际上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可笑。求白早就不是**的最高领导人了,甚至连重要领导人都不是了,他们如果以为自己如获至宝,才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王家想:“斗争归斗争,人归人。如果我们任由这种事发生,别说我们是**人,我们还是人吗?”
伯古:“你这完全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在作怪。决定谁留下,要权衡身体、职务和平时表现,还要考虑到能否在将来发挥作用,不可能只考虑名气和历史。否则这工作还有办法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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