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先生问在座的三个人，知不知道周编辑去哪儿了。
大家都是面无表情地摇摇头。
老先生于是叫加林坐在周编辑的座位上。他又急急忙忙地去其他房间寻找。
问遍了三楼所有的办公室，还是不知周编辑的去向。老先生返回时有些生气了。他自言自语道，周编辑太不像话了，上班时间总不守摊子，动不动就开小差，又不与其他人打个招呼。
屋子里的“其他人”都比较赞同老先生的观点，也同仇敌忾地把周编辑抨击了一通。
老先生问加林找周编辑有什么事。叫他留个电话或者通讯地址，他们会让周编辑主动与他联系的。
王加林于是打开双肩包，从里面拿出自己的“宝贝”。
把小说手稿递交给老先生时，他有些抱歉地说：“时间太紧，还没来得及用稿纸誊抄。”
老先生接过小说手稿翻了翻，又退还给加林。告诉他，还是必须用方格稿纸誊抄。那样便于统计字数，便于编辑审阅和修改。
“这是投稿的基本要求。”老先生微笑着强调，完全没有通融的余地。
加林只好怏怏不乐地起身告辞。
返回湖北大学的路上，他的情绪异常低落，与刚才去时判若两人。
这就是文联？这就是文学杂志编辑部？那些印制精美的文学杂志就是出自这些人之手？陈旧的、油漆脱落的办公桌，年久失修、坐着有些晃动的靠背椅，拥挤不堪、杂乱无章的办公室，举止猥琐的老先生，冷若冰霜的编辑，令人压抑、毫无生气的氛围……这里，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地方？这些，就是自己向往以久、孜孜以求的生活？
难怪已改行当律师的汤正源谈起“文联”“作协”这些机构时，总是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情，说这些单位无权无势又没钱。
这次不愉快的造访，让王加林对自己的理想信念产生了怀疑。他开始思考自己到底应该向哪方面发展这个问题。
显然，他不愿意当一生的教书匠。尽管他在理性上承认教师是一个崇高的职业，但每天备课、上课、改作业的日子，绝对不合他的心意。这样默默无闻地终其一生，想起来他就不寒而栗。这两年，他一直在做着“作家梦”，幻想着通过自己的努力加入作家协会，争取调到文联、文化馆，甚至是乡镇文化站工作。万没有想到，连神圣的报刊杂志编辑部都是这样惨不忍睹。
因为神像轰然倒塌，加林感到万分的失落，痛苦、郁闷又迷茫。他现在就像一艘在大海里航行找不到灯塔指引的轮船一样，突然之间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如果不朝写作方面去发展，自己还能在哪些方面做出成绩呢？
当科学家肯定不现实。去兴办实业，争取当个企业家？或者做生意，争取当个成功的商人？似乎也不可能。一个吃了上顿愁下顿、连温饱都没有保障的人，哪儿来的本钱经商办企业？再说，他也没有这方面的细胞和勇气。改行从事行政工作？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他那种“万事不求人”的臭脾气，也不适应在官场上混。
这样看来，自己简直一无是处！加林因此更加苦恼。
回到湖北大学时，已经过了吃晚饭的钟点。
因为害怕女学员们看稀奇古怪一般地审视他，加林没有去附属小学找老婆，而是直接去了男生宿舍，他想先把自己睡觉的地方确定下来，再去食堂看看还有没有吃的。
已经吃饱喝足的男学员们正在享受晚自习之前难得的休闲时光。有的在洗澡，有的在洗衣，有的在打扑克，有的在下围棋，有的在走象棋，有的在吹口琴，有的在唱歌。喊的喊，叫的叫，闹的闹，整栋宿舍楼比集贸市场还要热闹。
加林在二楼走廊上遇见了老同学徐磊，毫不见外地提出了同床共眠的请求。
徐磊欣然同意，带着加林去宿舍认了个门。
学生宿舍的格局与孝天师范学校基本相同，都是沿墙摆放着双层高低床，中间留出过道走路。唯一不同的是，宿舍里多出了一个洗手间。加林跟随徐磊进去时，一个男生正站在洗手间里撒尿，哗哗啦啦的声音很响，连厕所门都没有关。
尽管这样，比起他们在孝天师范学校的光景，还是要文明得多。那时，他们白天大小便去学校的公共厕所，晚上小便则是站在宿舍外面的走廊里，直接向门前的树木和草地“扫射”。
落实了晚上安身的地方，加林就想去学生食堂碰碰运气。万一没有饭卖了，再去街上吃碗炒粉或者热干面。
从男生宿舍前往学生食堂的路上，他意外地遇到了老婆方红梅。
红梅上身穿着白衬衣，下身是蓝底起红花的百褶裙，配上肉色丝袜和白凉鞋，给人一种亭亭玉立的感觉。
她说，下课后在宿舍里等了好半天，也不见加林回，最后才一个人去了食堂。她扬了扬手里的碗筷，说，刚刚吃完，准备回宿舍，看来又得向后转了。
加林笑逐颜开，拥着老婆重新返回学生食堂。
这餐饭他们边吃边聊，吃了好长时间。当然，主要还是红梅在演讲。她说，女函授学员们笑她找了个“小朋友”。这样不太好，因为想在老公面前撒娇都不可能。
这些长舌妇们对王加林的评价是：脸面还可以，皮肤也蛮白，就是身个有点儿矮。得知加林中师毕业，目前既没有学函授，也没有读电大，更没有搞进修时，大家都惊讶地伸舌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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