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干意味着必须放在家里，可加林和红梅老师的宿舍都是三米见方的单身宿舍，面积不到十平方，高度只有两米多，而那些木板却有五六米长，无论是竖着还是躺着，都放不下。
盘点学校所有的房屋，只有教室和办公室才能容纳。放在教室里肯定不合适，影响学生上课不说，那些调皮捣蛋的男生们几天就会让那些木板面目全非，唯一的选择只能是办公室。
他们把木板平放在办公室的地面上。为了节省空间，把木板一块一块地摞起来，木板与木板之间，用几根竹筷子隔开，露出缝隙通风，以便干得快一些。
木板已经在办公室里放了两个多月，按说已经干得差不多了，可新的问题又摆在了他们的面前：在哪儿打家具？
两人的宿舍都是屁大一块地方，根本就倒腾不开。
于是，加林老师又去找校长关玉荣，找会计邹贵州，申请安排一间较大的宿舍。
学校领导答应，春节过后，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再帮他们调剂住房。
事实上，王加林面临的愁肠事，远不止这些。
请木匠打家具是得花钱的，家具打成之后油漆也得花钱，还有结婚所需的床上用品没有买，新人穿的新衣裳没有添置，婚礼多少得办几桌酒席，这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钱从哪儿来？买过杉木之后，加林老师就一贫如洗身无分文了，生活费都得红梅老师出。
二十岁的王加林愁得白头发都出来了。
本来，他是准备利用寒假回王李村过春节的机会，与父亲和继母商量一下婚事，寻求他们的支援的，现在母亲这么一闹，事情不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零点临近，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外面的爆竹声此起彼伏响个不停。
王厚义在堂屋里乒乒乓乓地准备出巡的东西。
出巡是农村迎接新年的一个仪式。搬一张小木桌到门口，在上面搁上烛台和香炉，摆好酒壶、汤勺和筷子，点燃蜡烛，插好香，再用圆盘端出插着筷子的卤猪头、烧全鱼和几个凉菜。在三个酒盅里斟上酒之后，就烧香化纸放鞭炮，面对着熊熊的火堆磕头作揖，口里喃喃地说出自己的心愿。
小时候，每当看到王厚义把额头挨到地面的时候，加林总免不了暗自发笑。看到父亲那样严肃、那样虔诚、那样毕恭毕敬，他就猜测：或许父亲真的看见菩萨吧！
今天，王加林没有参与出巡。他静静地躺在床上，为大年初一能否安宁而忧心忡忡。
白素珍也没有睡着。她不停地翻动着身体，时不时还唉声叹气，后来干脆与儿子拉起话来了。
她说，这个春节一家人分居五地：加花和男朋友在广州，梅杰在唐山，马红、马军和老马在保定，她腊月二十七带着马颖到武汉，在小冯家里住了一宿，就留下马颖，一个人来到了王李村。不知马颖在武汉是不是听话。
王加林乘机埋怨母亲，说她春节就不该回湖北的。
“不该回？奶奶的仇没报，仇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在家过年我能安心么？”白素珍理由十足地反问。
王加林无言以对。他提醒母亲，大年初一万万不要闹。
白素珍说，这次回，并非想和王厚义吵架，只是因为上次来去匆匆，没有搞清奶奶在家的生活情况，以及喝药自杀的真正原因。她想利用春节期间调查取证，顺便拜望一下多年未见的乡亲。只要王厚义不找她的麻烦，她是不会闹的。
听到这儿，王加林勉强松了一口气。
天亮之后，门口不时传来鞭炮的炸响声。
因为是新香，村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大早都来祭奠加林他奶。大伙儿排着队，一个接一个地跪到堂屋地面的草甸子上，磕头作揖，敬香。
王厚义一直跪着趴在地上，脑袋顶着地面还礼。
白素珍对这些空洞的礼节不屑一顾。她对加林说，看到王厚义猴子一样趴着，恨不得跑过去朝他的屁股上踢两脚。
起床刷过牙洗过脸之后，白素珍就提着大包小包的糕点、糖果和烟酒出门了。
王厚义见此，满眼的不屑，说白素珍是去收买人心。
王加林丝毫也感觉不到新年的快乐，更没有心思出去拜年。他呆呆地坐在家里，百无聊赖，不知道干什么是好。
春节前，他姐加花曾写信提醒过他：长辈的恩怨，是长辈们的事情，我们做后人的，只求安宁和清静，因为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事情要做。加花还说，父母不幸的婚姻给我们留下的创痛够多的了，再不应该继续给我们制造灾难。加花建议弟弟在父母的纠葛中，一定要保持中立的态度，不偏向任何一方。
这些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何其艰难！加林不能象姐姐加花那样逃得远远的，置身事外，回避矛盾。现实摆在他的面前，父母就在他身边争斗，两个老人都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他如何才能做到不偏不倚？
真是烦恼透顶啊！这样左右为难，简直不如死掉算了。
正月初一整天，王加林再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直到深夜十一点多钟，他才听到母亲在外面喊门。
白素珍进入加林他奶的房间之后，照例闩上房门，要加林陪伴她，充当她的保护人。
她也不着急睡觉，从头上拉下一根发卡，拨了拨煤油灯的灯芯，然后摊开纸笔，在昏暗的灯光下记载白天调查取证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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