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在建国的时候，是以农业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一个经济体。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后的税收制度就是完全围绕农业来制定的，国家的各项开支几乎都有农民来负担。那个时候土地的分配比较公平，经过战争以后，人口也比较稀少，愿意种地的人基本都能找到块土地耕种。所以国家的税后就以人头税为主，有多少人交多少税，征收成本低。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两个趋势，一个是土地兼并，皇室贵族和大地主手里的土地越来越多，失去土地的农民也越来越多，这个时候再按照人头收税，就严重不公平了，很多失地农民就变成流民，不在户口登记本上，也就不交税了，同时大地主还是按照人头交税，这样国家的税收就严重减少了；第二是随着手工业和商业的大力发展，江南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贸易商业变得非常繁荣，巨贾越来越多，商人手里非常有钱，但是明朝的财政体制里面是没有商税的，或者说基本不怎么征收。结果就是大量富可敌国的商人基本不交税，而贫穷的农民必须承担国家的主要税负。
国库入不敷出的现象让帝王们意识到必须对税制进行改革，于是前有张居正搞的“一条鞭法”，即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按照占有的土地数量来收税，把各项农业税都落到土地上，国库顿时便充盈起来，可等张居正一死，这个项改革就被大地主联合朝中贵族官员上书抗议后废止了，税收看着看着又急剧减少。后来万历帝即位，开始向全国各地派太监去对各种商业活动征税，新开一个商业税的税源，大明国库再次充足起来。
可是，大地主和富商们自然不会俯首，在朝廷里面扶植利益代言人，用两个理由来反对税制改革：第一个是要“藏富于民”，国家不应该与民争利，因为国家所有的财富理论上都是皇帝的，你皇帝征收起来跟放在民间有什么区别？征收起来就是皇帝生活腐化，而放在民间就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第二个就是要遵守“祖制”，不能违背开国的时候明太祖、明成祖这些祖宗们制定的只向农民征税的制度。而他们扶植的利益代言人正是东林党的读书人。东林党人多出生于大富大贵之家，有的家有良田千顷，有的家里是富甲一方的巨贾，这些税制改革直接侵犯到了他们的自身利益，于是他们用这两条为理论基础，对抗中央政府征税，其具体的方法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大力宣传征税的太监贪污**，不如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那么清正廉洁奉公守法；第二是大力宣传开征商税搞得民不聊生，增加了人民负担。不能不佩服的是，这些所谓的读书人能量实在是巨大，他们不但能说会道，还掌握了宣传和言论的工具，让万历帝的商业税最后也征收失败了。
天启帝即位之后，发现国库寒酸，连给前方将士的军饷都不能足数发放，许多士兵吃饭都吃不饱，还怎么能够抵御外敌？！于是便产生了改革税制的念头。只是，他很清楚，如今东林党人把持内阁，权倾六部，想要真正实施起来，恐怕如逆水行舟，难于登天。
魏忠贤简单说完后，高杰突然意识到，自己此前的感觉没错，这个天启帝绝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他实际上是个非常有想法、有抱负的皇帝，只是，他现在的力量不够，还不足于和把持内阁六部的权臣们较劲，所以急需有实力的援军和帮手，而骆思恭便是他拉拢的重要人物之一。
骆思恭听完，陷入了沉思，半晌后方才重现伏地叩首，坚定地表态：“臣无他，唯有忠肝义胆，圣上但有所命，微臣绝无不从！”
天启帝激动地站起来，上前亲自将骆思恭搀扶而起，欣慰道：“幸亏有骆爱卿，朕方可大胆出新除旧，重建我大明盛世！”
魏忠贤声音哽咽，眼中蓄泪，诚恳道：“圣上不容易，不容易啊！”
天启帝微微一笑，回身拍了拍他的肩膀道：“魏大大，我是不易，可你，更是不易！”
高杰闻言，悚然一惊，似是想明白了什么，再看向魏忠贤的眼神中终于不再有任何戒心，而是充满了敬意。
天启帝重新坐下，看着高杰笑道：“不过，这项计划不可操之过急，得徐徐图之，时机不到，切不可泄露，以免引发变故！小杰，你明白吗？”
高杰听到朱由校的问话，立刻便明白了他的意思，连忙答道：“小杰明白，皇上的事就是我的事，要不是我年纪小，见识少，也一定会竭尽全力搭一把手的！”
天启帝笑道：“我没读过多少书，魏大大更是斗大的字不识几个，小杰你出身贫寒，只怕也没上过私塾，在有些人眼中，我们这些人便如同他们的傀儡玩物一般，即便朕贵为当今天子，也未必会被他们放在眼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嘿嘿，真的便是如此吗？！”
高杰轻笑一声，道：“小杰以为，人最重要的不在于读没读过书，而在于他动不动脑子，心中是否存有善念，愿不愿意为天下苍生谋福祉！一个满腹经纶，却只重私利的士大夫，在小杰眼中，还及不上一个勤勤恳恳务农于田野中的农夫！所以，陛下切勿自轻，你只须掌握好大的方向，找对有用的人，然后就像一艘大船的舵手一般，把好舵，其他事情自有臣子们为你办好！”
天启帝惊讶地一拍椅子的扶手，大声赞道：“说得好！小杰之言，和魏大大的意思甚为相似，为君就该做君王的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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