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吕公著是一位正派人，拒绝了她的请托，吕氏只好“涕泣而退”。
但是吕公著虽没有出面，但他的侄子、大理寺评事吕希亚，以及陈世儒朋友之婿、赞善大夫晏靖却承认，的确是去开封府过问过的。
不过苏颂当时也只是告诉了他们此案的审理工作进展，算是泄露了一些案情，并没有请托之类。
于是黄颜和贾种民的意见就出现了分歧。
官司打到赵顼那里，赵顼于是又委派御史何正臣，前往监督案件的审理。
而何正臣上任后，立即将此案升级，将吕公著等人从大理寺移送到御史台，紧接着有逮捕了吕公著几名奴仆。
同时，李定唆使贾种民密奏赵顼，说苏颂有受托宽纵之嫌，也应收审鞫对。
于是苏颂被从濠州被押送御史台，囚于三院东阁，并案合审。
而大波澜只是刚刚开始，紧跟着，苏轼的麻烦来了。
起源是他写给赵顼的一封谢表。
元丰二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作湖州谢上表。
其实只是例行公事，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巴拉巴拉巴拉。
苏油自己就写过不少，这是官员履任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但是苏轼好死不死，在谢表后头夹上了几句牢骚话：
“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句中“其”为自称，他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立即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这也的确是苏大嘴的锅。
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司马光和王安石，因前者给后者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经过苏大嘴一番宣扬后，“生事”二字，成了攻击变法的习惯用语。
而“新进”，更是苏轼自己的发明，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
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后来也证明了的确如此，正是王安石提拔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罢相。
大苏的偶像神格已经凝聚，他的一句话，很快便会传播开去，影响是非常大的。
于是，“生事”，“新进”，便成了新党的代名词和标签。
新党众人，自然是恨之切骨。
但单凭湖州谢上表里一两句话是不行的。
ps：推书我真不是木匠皇帝，一本不错的晚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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