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弹劾比较凶猛，欧阳修多半会主动请辞，这不能不说是台谏“君子”们的算计。
接着十三日，十八日，台谏攻击越来越猛烈。
欧阳修老老实实应战，一条条反驳，还是老调重弹，其一自古无皇伯说；其二简宗庙致水灾，是厚诬天人之说；其三言汉宣，哀帝之法就不该用，是以果推因，不原本末。
韩琦也在想办法，不过他的办法，是同样不走正道——利用内官，说动太后！
正月二十三，太后态度翻转，不管是不是受到威逼，总之，太后同意了中书派的主张！
赵曙立刻诏书跟上，言辞谦让的同时，咬死是“面奉皇太后慈旨，已降手书如前。”并请求在皇考陵园立庙祭祀！
这等不走寻常路做法，当然激起台谏强烈反对，吕诲等人自动停职，杜门待罪，并将中书派不光彩的一面在奏章中一一点了出来。
起居舍人、同知谏院傅尧俞、侍御史赵鼎、赵瞻自使辽归，以尝与吕诲言濮王事，家居待罪。
赵曙连下旨意，要求台谏恢复运转，然而台谏连上九道奏章，除非国家处置欧阳修，韩琦，否则绝不奉诏。
司马光也奏请与尧俞同责，家居待罪。又奏乞早赐降黜，凡四奏，卒不从。
二十七日，已经获得胜利的赵曙要求停止濮议，并询问中枢台谏的奏状该如何处置。
所有人都不说话，只有欧阳修继续铁头：“遇到这种理难并立的情况，如果臣等有罪，那就该留下台谏；如果认为我们无罪，那就请圣旨。”
于是，赵曙决意将台谏派的吕诲，范纯仁，吕大防，傅尧俞，赵鼎，赵詹派出京城，结束此次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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