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黎玉提出的问题，刘一民回答到：“黎玉同志提的问题很实在，确实需要给政府划拨一部分经费。不过这牵涉财经制度问题，而且花的钱也不是小数。现在是战争年代，大的投资不可能有，也不能有。战争是第一位的，发展是第二位的。打不赢的话，一切发展都是空话。政府的一切收入和支出，都要围绕保证战争需要来进行。比如修道路，首先是要保证军事需要，其次才是保证商路需要。再比如医疗卫生，要两手抓，一手抓军队野战救护和后期治疗，一手抓民办医疗机构的恢复发展。教育也是这样，首先抓干部培训、军事教育，其次才是抓基础教育，重点恢复中小学教育，第三个才轮到大学教育。工业也是这样，不可能办规模较大的厂，只能是小规模、便于隐蔽，建的越大，包袱就越大，小鬼子轰炸时的损失就越大。对此，认识上必须清楚。”
联想到经济工作容易滋生**，必须防微杜渐，而要想杜绝**，就必须从财经制度和监督上下功夫。刘一民接着说道：“经过攻占天津、青岛和济南后，我们的缴获很大，有了一定经济实力。正因为此，我们才成立了渤海银行。同志们，渤海银行的资本金很大，比日伪开办的联合银行都大的多的多。如何管好用好这笔钱，让渤海银行成为山东根据地经济发展和军事斗争的资金后盾，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过去，我军根据地小，长期处于缺钱状态，一个一切缴获要归公就解决了所有问题。现在不行了，这么大的根据地，工业、商业、农业、交通、文化、教育、卫生，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五脏俱全。党政军是供给制，商业和工业、农业就不行了，那得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搞成本核算，要算投入产出，要追求利润。否则的话，不利于持续发展，会变成一团糟的。”
这是研究扩军的会议，让管后勤的吴征和负责政府工作的黎玉一参加、一发言，不可避免地就牵涉到了钱、牵涉到了经济。
至于黎玉说的政府开支，刘一民说道：“过去我们没有政府开支这一块，军政不分家，是一个灶台吃饭。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那就是地方干部、地方武装都没有津贴，连菜金都没有。主力部队还好说，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一搞战略转移，就跳到敌后去了。打了大胜仗，缴获大，部队还可以打牙祭。可是我们那些地方干部和县大队、区小队都不能走，留下坚持斗争，伤亡大，牺牲大，但是连个军装都没有。他们比主力更困难！特别是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的干部战士家都在当地，有的还需要养家糊口，总不能让同志们流血牺牲打鬼子，老婆和孩子还得逃荒要饭吧？以后，这一块要补上，得和主力部队一样发军装、发津贴、发菜金。”
听刘一民说到这里，黎玉、郭洪涛、朱瑞都举手要求发言。刘一民摆摆手制止了他们，继续说到：“以后，我军作战缴获的物资和资金，主要用于军工发展，弥补政府军费的不足。政府每年的收入开支要实行预算制，花什么钱、怎么花都要研究清楚。预算计划要经过山东局、山东省军区和山东抗日民主政府参议会联合审核批准。军费开支列入政府预算，主要包括粮秣、津贴等。其它诸如教育、卫生、交通、水利设施建设等等，都要列入预算。我军有光荣传统，那就是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每个连队的开支战士们都清清楚楚。这个传统要在政府工作中得到发扬，收入多少、支出多少，都花在了什么地方、是什么人花了，都要公布，接受监督。这个监督是全方位的，每一个战士、每一个根据地的老乡，都有权对区、县、专署、省进行监督。目的是杜绝贪污**。我记得罗政委给我说过，1931年江西省兴国县高兴区苏维埃政府就设置了控告箱，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控告箱上写的是苏维埃政府机关和经济机关有违反苏维埃政纲、政策及目前任务，离开工农利益，发生贪污浪费、官僚腐化或消极怠工现象的，苏维埃公民无论何人都有权向控告局控告。我们出身于红军，就应该把红军传统发扬光大。这一点，请同志们务必牢记。”
至于给政府拨款问题，刘一民答复说：“今年情况特殊，我们虽然扩大了根据地，但四周强敌环绕，作战中很可能还要实施大踏步后退的战略，根据地的税收无法保证。因此，我同意从渤海银行给政府拨出一笔专项经费，具体数目请政委和同志们研究商定。后勤司令部从天津、青岛缴获的物资和设备中，凡是民用工厂设备，一律移交山东抗日民主政府参议会，在沂蒙山区选择隐蔽地点建厂，恢复生产。一般性的商品，全部拿出来销售，丰富根据地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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