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的遭遇向警察全盘托出,警察表示爱莫能助,通常来说在欧洲大部分轻罪(以及部分重罪)他们都爱莫能助,这不是说警察系统有多腐败,
只是警力不足是世界性问题。虽然有电话号码作为线索,但案件侦破的可能性仍然极低。
“荒谬!”老刘回到公寓里的时候愤愤地说,“这样的城市还怎么住人?赶得上中国了!册那大白天闯空门,没有王法了!”
像是老刘这样的中年男人是很典型,
就好比伊斯坦布尔机场的那位lv男,大概是年轻时的烙印太深,不管自身境遇如何,中国政府必须是天下最大的反派,形容巴黎变坏——赶得上中国了,政府派飞机来接滞留旅客,背后也必定深藏阴谋,就是让他免费上了飞机,也还是难听得到一声好。
和这种厌弃相对的是对外国人在中国超国民待遇的狂热追捧,这当然主要是吹嘘他回国时的风光,还有对世上一切外国的无理由信心,只要是外国就一定比中国好(对这种人来说,第三世界国家不存在的),他就很向往新房客的家乡台湾,“台湾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对吧?还是台湾好,我儿子常讲中华民族最后的传统都凝聚在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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