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
“糊涂!”谭庆项掉头就走。
到广和楼,有人正在楼门外挂了幌子,开始排今日的戏。
谭庆项一出现,老伙计认出他:“是找三爷吧?”人说着把谭庆项往第一官带,“三爷是爱听戏,可也没有听到接连两日不下楼的,先生你去瞧瞧,我们也好安心。”
“刚出来过吗?”他问。
“出来过,要了壶茶。”
那就还好。
谭庆项站定在第一官帘外,定了心神,让自己尽量心平气和,这才打了帘子入内。
傅侗文坐在椅子上,手边摆着个茶壶,独自一个在牌桌旁,哗啦啦地洗着牌。他听到有人进来,眼也不抬地说:“出去。”
谭庆项没理会他,把药箱放下。
他拿了听诊器出来:“给我听听,”听诊器压在傅侗文胸前,“吵架这种事,是吵一回伤半月,伤心也伤身。”
傅侗文没出声,从谭庆项西装上衣的口袋里掏了烟盒,又去摸火柴盒。
谭庆项起先不愿给他,看他心情确实不妥,也就妥协了。傅侗文早年在上海的日子里,前半程是整日外出打牌,后半程是闷在屋里,和大多数想要救国的青年志士一样,在迷雾里摸索着前路。思虑过重,用抽烟喝酒来缓解,如今的病根就是那时落下的。
后来他下决心戒烟戒酒后,雷厉风行,也算有了成效。
后来每每陷入困局,至多拿一根纸烟在手里,揉搓摆弄,沾染一手的味道。今日他无法抵挡再次堕落的渴望,把香烟点着,慢慢地含在唇上,深吸了口。
烟草滋味让他头昏,像轮回半生,又退回到那年岁月里:“庆项,我们都老了。”
七十古来稀,假设他身体健康,有幸能活到七十岁,到今日也即将走到一半。他自知不是长命的人,人生走到这年岁,折算出来,已经算是老人了。
“你看我能活几年?”他又问。
谭庆项不耐烦:“你要天天这样,明年就能入土。我也落个轻松快活。”
“告诉我一句实话,”傅侗文问,“五年?还是三年?”
谭庆项不愿和他讨论这话题,以沉默应对。
傅侗文默了半晌,说:“沈小姐向我提出分手。”
“你答应了?”
他默认。
“为什么?因为和辜幼薇的婚约?”
“我和辜小姐达成协议,她会延迟婚期,寻一个更好的归宿。”
“沈奚知道吗?”
傅侗文摇摇头。
“你和沈奚讲一讲原委,不用闹到分开的地步,”谭庆项拽了椅子,到他面前坐下,“你不要学我,我这人浪荡形骸,遇到的女孩子也都是你情我愿。你对沈奚不同。”
傅侗文不出声,沉默地抽烟。
“我在认真和你谈,谈话是要有来有往,有问有答的。”谭庆项催促他。
他笑一笑,说:“你我都是留过洋的人,你应该最理解我。我们这群人,走路时,势必要让女孩子走在前头,出门也要为女孩子披上衣裳,呵护照顾,礼让女子是本分……谈恋爱,要先问人家愿不愿意,而分手,当然也要听人家的主意,勉强不得。”
“我并不想听这种场面话,”谭庆项反驳,“你对她说实话,我不信她会走。倘若因为你两个吵架,谁都无法低头,我来做和事佬。”
“实话?”傅侗文好似在笑,笑得却是自己
“你和辜小姐已经达成共识,不再结婚的实话。”
他摇头:“这只是对我有利的实话。那么对我不利的实话呢?说是我父亲和大哥让沈家灭门?这个就不要说了吗?难道只挑对我有利的一面,忘记对我不利的一面?那又算什么真的实话?”
这倒问住了谭庆项,他每每见两人要好,就会怕沈奚知道这件事:“……你若告诉她实情呢?她是个讲道理的人,纵然一时想不开,多给她点时间,总会明白的。”
傅侗文自嘲地笑笑,咬着半截香烟,从自己腰后拿出手|枪,放到了牌桌上。
这是要做什么?谭庆项愣了一愣。
他两指捏住香烟,从唇上取下:“如果沈奚知道了真相,你以为她只会痛苦不堪、辗转难眠?她是要报仇的人。我不怕她迁怒我,是怕她想报家仇,我却横亘在其中。”
他勉力呼吸着。
胸口发闷,一阵阵刺痛,可还是一口口吸着烟。
“我和她同床共枕数月,不敢同她真做夫妻,是要给她留后路,也是怕她有孩子,逼得我不得不在这时候、在北京结婚。我同她父亲相交颇深,如何能让他的女儿在仇人面前下跪行礼,叫一句父亲,叫一句大伯?可我若迟迟不结婚,以她爱我的心情,会如何想?她会认为我对她虚情假意,日日猜忌,逃不过含恨分离的下场;可若是真相大白,我是让她去杀我父亲,还是让父亲杀了她?亦或是,我帮她杀了我父亲?父子关系不存在公平,我父亲能要我的命,我却不能对他下手。”
谭庆项一开始就是对的,把她送去加利福尼亚是最好的决定,可他没有;在船上,他情动之初,能听谭庆项一句劝,没有那封告饶的信,事情也好收场,他也没有。
下船前,他设想带沈奚去天津结婚,让她和傅家分隔两地,他有生意在,又是民国初建,一片好前景。那时他意气风发,以为民国初立,未来坦途,他手握资本,没什么能难倒他,以为他在英国的检查结果不错,病情并不太严重,好好调养即可,他还有长相厮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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