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安慰祖父道：“南宋朝廷那是要偏安一隅，可委员长却不会那么做。他是要把日本人引到更难打的战场上，打一场漂亮的反击战。而且我们的武器装备也实在落后，五个中国兵都打不了一个日本鬼子。”
所以他还要去像外国人寻求支援，购买更加先进的武器，厉兵秣马，然后把丢掉的土地给夺回来，报了如今的血海深仇。”
祖父仍旧恨恨不已：“他蒋某人说得比唱的好听，他的仗有他说的一半好，也不会打一仗输一仗，输到连面子里子都丢光了的地步。”
他叹了口气：“再勋啊，你也别再提他开脱了，乱世人命不如狗，是生是死还是自求多福吧。不过，你和启明既然决定了要做一番事业，就一定不能贪生怕死，丢我们朱家人的脸面。现在全中国的老百姓能指望的也就只有你们这些人了。”
祖父说完又做了一件让大家大出意外的事情，他把装着金条的一个小木盒郑重其事地交到了父亲的手上：“他蒋某人不是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救国抗日嘛，我把我的棺材本可都拿出来。我就再相信他最后一次，要是这样做了这仗还是要输，那就是中国人的命了。”
祖父的行为和战争打响以来他的言行截然不符，但这也许正是他内心深处真正的态度。就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每个人对于在徘徊中前行的祖国都是爱之深责之切，虽然有着看似难以平复的不满，实际上却永远不会抛弃她。
父亲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郑重地从祖父的手里接过了沉甸甸的木盒。我看到里面黄澄澄的小黄鱼整整齐齐地码着，看起来不会少于十根之数，怪不得一旁的伯父伯母们看的脸都青了。
祖父顺了顺气又说道：“还有件事情我也想明白了，启智那孩子，虽然平时看着总让人操心，可实际上在大节上一点不亏。本来我想着他在国外能好好发展开枝散叶，可这毕竟是我的想法，不能强加给他。现在他音信全无，你们要是有谁能联系上他，就替我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好好活着，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了，我再教训他。”
母亲听了他的话不由得暗自流泪。她后来告诉我，这是她第一次看到祖父如此动情。她想，祖父的内心深处一定是关心二哥的，不仅如此，他也一直关心着父亲和大哥。他是真心希望他们好，所以才会那么严厉地要求他们。她说，不管以后发生什么，我们一定要照顾好祖父。他现在把最后的积蓄都捐了出来，未来可以依靠的就只有我们了。
我问母亲，那么久以来祖父对她一直很苛刻，哪怕是对二伯母的“相敬如冰”也比对她好许多，这样一来他会不会怨恨祖父？
而母亲却说，她拐跑了祖父最心爱的小儿子，又没把他最喜欢的两个孙子教导成他想要的样子，祖父对她有怨言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可是老人家从来都是口是心非的，她生病的时侯祖父也会十分着急地找人来替她看病，也不会再去计较中西和西医的问题，这也许说明祖父内心深处还是疼她的。
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以怨报德，就有多少人以德报怨。母亲的做法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也深刻地影响着我未来的人生轨迹。
一九三七年的十一月份，比往年的秋天要来得更为萧索和清冷。法租界的街道上梧桐落叶积了一地，行人走过时便会发出“沙沙”的响声。往年的叶子渐次落下，那是一种带着诗意的节奏。可今年却不同，厚重的落叶层层叠叠地落了一地，又被秋雨浇了一遍，就有了破败的味道。这梧桐树叶壮烈赴死的态度，就如同日本人进占上海的速度，一路所向披靡、摧枯拉朽。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距离淞沪会战打响不过短短一个月的时间。虽然租界仍旧安全，但是人们心中坚定的信念却被现实彻底击溃了。
学校里本来一切如常，可突然班主任曹先生急匆匆地冲了进来，要大家全部集中到大礼堂里去听广播。在回声嘹亮的礼堂里，我们听到了一段永远也不愿意再回忆起的话，那便是由市长吴铁城发布的告市民书，如果说军队的节节败退还让大家保留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也许还有奇招，也许过几天还会卷土重来。但是告市民书一出，就等于给所有的希望都判了死刑，连最乐天的人也感觉到自己正在接受灭顶之灾的洗礼。
这一天，是钉在耻辱柱上的日子，也是每一个上海人苦难的开始。随着的战略撤退，上海成了日本军队的俎上之鱼，从此更是被残忍地割裂了。当同出一脉的地缘文化被硬生生地分割开的时侯，也就是上海文明崩落的开始。很多人说上海的辉煌时代是伴随着张爱玲的离世而终止的，而我却坚定地认为上海的辉煌时代在日本人踏入上海地界的那一天起便已经陨落了。上海还是那样灯火通明、彻夜不息，甚至还奇迹般地出现了畸形的孤岛文明。但是这个上海却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了，虽然有着相似的面容，但灵魂深处却已经变得空空荡荡。
班主任特意给我们上了一节特别的“课”。他让我们每一个人准备三分钟的即兴英文演讲，题目是“我的祖国”。这样宽泛的题材用作演讲的主题其实并不那么合适，况且只有短短的三分钟的时间，怎么可能做到言之有物？要是过去，我们遇到这样的题目，肯定不免要调侃一番：“我开个头就要五分钟，抒个情又要五分钟，还没切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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