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外交部发言人的镇定与义正言辞。这是一个交代，而不是低声下气的道歉。
不过娱记需要的永远是八卦，一旦他出现，必定会曝光他的身份，而这点他又并无所谓，只是觉得在一开始就放出这种隐私无利于他导向话题。幸亏他们永远都是七嘴八舌，这就意味着他永远可以有选拣问题的余地。
“……请问您与段先生是什么关系？你刚才是否在为段先生不道德行为作辩护？”
顾东林自动掠过第一个问题：“事实上这并不需要做任何辩护。现在的中国毫无疑问是个自由而民主的社会，在座的个位媒体人作为社会的声音，应当都接受人人平等这样一个最基础的预设，是不是？”
没有人敢不点头。
“那么在这个意义上，人是万物的尺度，任何人活着，都有追求活得开心、活得幸福的权力，这种权力不单是国家赋予的，而且是天赋人权。而何为开心、何为幸福的标准，人人不同，它已成为一个人的选择，而我们都必须尊重他人的选择，这就是自由平等的真意。当你们点头，那么我们已自动承认，除了国家权力即主权所颁布的法律，事实上道德已退入一种私人的领域，所有人都有说喜欢不喜欢的权力，但是却没有评价对错的权力。因为那只是你个人的标尺，你在评价他人的时候如何知晓你的标尺具有普适性？我们承认所有人都可以拥有各自的意见，而这些意见是真理么？不是！当今的道德争吵往往陷入没完没了的原因就在于此——我们的逻辑推论一定都是自洽的，但我们在一切推论的来源，那个“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根底上就已经产生了分歧，于是道德有了许许多多的版本。信不信奉道德、信仰何种道德已成为个人的偏爱、喜好和选择，而国家在确认自由平等这一原则的时候，已承诺在价值上保持中立，并不提供真理，只提供法律。那么，从来没有一部法律规定一个单身男人可以拥有的恋人的性别与上限，我们又都承认每个人对于自己道德律选择的自由，对于确定什么是幸福的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力——那么，段榕为什么会需要为他的个人行为进行辩护呢？”
底下一派炸了锅的
沸腾，娱记群情激奋指责他是诡辩。顾东林依旧安静地侧耳倾听，嘴边浮着一层若有若无的笑意，听着他们无外乎社会影响、道德规则的提问。
有人说：“段榕作为一个公众人物，还刚刚拿了今年的金曲奖，难道不应该为社会树立榜样么？”
顾东林顶了顶眼镜：“现代化的社会是碎片化的，职业与道德是彻底脱钩的。当我们在提及‘音乐制作人’的时候，我们都会赞同，这个职业的衡量标准是‘能否作出好音乐’。履行社会指派给他职责的人就是好的，拥有这种特殊的或专门的技艺，他就可以被称作是好的工作者。就像《伊利亚特》第一卷中，当阿伽门农打算偷偷占取阿克琉斯的女奴时，内斯特对他说：虽然你是好的，但不要夺走他的姑娘。不是说因为阿伽门农是好的，所以他不应当强占那姑娘，也不是说，假如阿伽门农占取这姑娘，他就不是好的。而是说，无论他是否占取那姑娘，他都是好的——城邦给予阿伽门农的职责是王，王只要做好他的本分，规划策略、领导战争、获得胜利，他就是好的。现代社会中，当我们在以职业的眼光看待一个人时，与这种情况非常相像：我们认为德才是脱钩的。技术而非道德是成就的标准。往往一个人的才能愈突出，大家就理所当然认为因为德行应该放宽标准。”
底下记者喧哗更大，简直要炸开了锅：这么一个人，在他们面前公然地否定了道德的存在，但是非常糟糕地，根本抓不住一丝错处可以切入、推翻，逻辑无比之严密，体系无比之巍然，再加上百分之八十听不懂……偏偏，他的出发点又无比之正义——自由与平等，谁他妈敢说舍鱼取熊掌，谁他妈敢说个不字啊！
顾东林准确地调控着现场气氛这根弦，娱记交头接耳甚至是破口大骂，但顾东林只是安静地站在台上，感受着那根弦越来越紧，面上不动如山。
然后在气氛濒临失控的时候，字正腔圆道：“但是，那是不是说段榕做的就无可厚非呢？是不是说他这些行为就没有道德呢？”
娱记们被他耍得一愣，由是他愉悦地顶了顶眼镜：“我要说的是，不，事实无疑并不是这样子的，他做错了，他一定是做错了。大家今天能站在这里，对段榕进行诘问，这是非常高尚的行为，这正意味着，这世上尤有一个统一的正义、统一的道德标准，凌驾于个人选择的自由之上。只是现代道德语言假象背后是严重的无序，让人们找不到它，以为它已经死了，或者即使模糊地感觉它存在，也只有碎片状的印
象，概念完全无法统一。就像修昔底德描述科浮岛革命时所说的：词义不再对事物有同样的联系，而是被人们随心所欲地改变，轻举妄动被认为是忠诚勇敢，拘谨而拖拉是懦夫的借口，中庸是懦弱的伪装，知晓一切是什么也不做——随便你信口开河。这是我提醒各位谨慎评述性语言运用的初衷：我们在所有客观的和非个人的标准都丧失以后，继续使用道德和其他评价表述，好像他们被客观和非个人的标准支配一样。但是曾经，我们非常清楚明白地同意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也非常清楚明白地同意，好的行为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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