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的话语和躲闪、痛苦的表情里,多少明白一些事情的真相。
我们越走越慢。在办公室门前,施拉科夫中尉握着门把手,踯躅了好一会儿,才终于开门进去。我完全能够理解他此刻的心情。突然知道好友的情况,却是这样,简直犹如晴天霹雳一般,叫人一时怎能接受。
中尉给我倒了杯咖啡,却有一半洒在了杯子外面。他并没有注意到,我也没吱声。中尉用钥匙开文件柜抽屉的锁,连试3次,才找到那一把。事实上,那一小串钥匙只有6、7把,形状大小都差别很大。我不明白中尉这是怎么了,他的心不在焉、神不守舍让我深感困惑。
“你说是哪一天?”中尉拉开文件柜抽屉前又问了一遍。
“38年7月24日,星期天。”
“哦。”
中尉很快找到了38年的出门记录,翻到那一天。
我紧张地注视着他,拿咖啡杯的手都有点哆嗦。我索性放下杯子,站起来走过去。
施拉科夫中尉已经在摇头了。
我却仍是莫名地问着傻问题:“是谁?那天昭跟随在一起?”
“没有人,那天他一个人出去的。”声音平静得让我有些害怕,刚才的激动和现在的冷漠,究竟哪一个才是真实的克里斯汀?施拉科夫中尉,那个自称是傅昭朋友的人。
中尉始终没有抬头看我,像是有意回避,合上记录本,就打算放回去。
这里面难道有问题。我一把抢过中尉手中的记录本,速度之快,幅度之大,是我自己都没想到的。等记录本拿在手里,我才意识到这样做有多么唐突、无礼。
中尉并没有生气,仍是很平静,有点漠然,一句话不说,帮我翻到那一页。7月24日:傅昭,出门,晚上857。在8点以后,离开学校的只有傅昭一人。
“会不会其他人先出去,在外面等着他?”
“可能的,但是这里看不出来。”
“中尉,你不觉得这里有问题吗?”
“什么问题?”
“8点出门,是不是太晚了一点。也许那天晚上,他本不打算出去,但是后来发生了什么事……”
“也许吧,但是这里看不出来。”施拉科夫中尉关上记录本,放回抽屉。
我不明白,这几分钟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克里斯汀?施拉科夫中尉的态度怎么会突然来了个180度的转变。不管怎样,“但是这里看不出来。”这句话,中尉说了两遍,其中的敷衍和就事论事已经深深地刺伤了我。天知道,我用了多大的毅力才控制住自己不发作。现在的心情甚至比会见巴贝尔后还要糟。我有一种感觉,施拉科夫中尉有秘密,也许就跟昭有关,也许中尉就是关键。
我抓住中尉的肩膀,拉他转过身,逼视他的眼睛,问道:“那天你在哪儿?施拉科夫中尉,你是昭的好朋友,难道他就没有告诉你什么?”
中尉缓缓抬起头,眼睛里完全没有了欢快,只有忧伤和隐藏的痛苦。他握住我的手,用力把它推开。压抑的声音满含着愤怒。“那天我开会。如果你不信,这里有记录。”
我害怕了,我后悔了,我不该感情用事,施拉科夫中尉是我最后的希望了。“对不起,中尉,对不起。我不是有意冒犯的,我只是……我只是……”我绝望地摇着头,失魂落魄,跌坐到椅子上。“我怎么办?告诉我,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第五章 奇迹(13)
我坐在门边,喝了一口咖啡,透过临街的大玻璃窗向外张望。
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夜,黎明时停了。清晨的薄雾已经散去,天色却仍是灰暗阴沉,不见一缕阳光。小石板铺成的街道上有一小洼一小洼的积水。穿着裙子和高跟鞋的女士,为了避开水洼,宁愿放弃一贯优雅、庄重的步态,一蹦一跳地走过街道。顽皮的男孩则正好相反,穿着父兄的大皮鞋,专往水洼里踩,“啪!啪!”声音越响,溅起的水花越多,就越是开心。自行车、送奶车慢悠悠地压过水洼,泛起道道涟漪。一辆欧宝汽车飞驰而过,溅起一片泥水,路边一拄着拐棍的老妪躲闪不及,被溅了一身,气急败坏之下,挥起拐棍,冲着汽车背影叫骂了一阵,终是毫无用处。这是一条小街,在柏林这样的大都市,可算是冷清、偏僻的。
咖啡是代用品,之前还从来没喝过。第一口时,觉得那种胡桃核被烤焦了的味道着实难以下咽。但是,在等待的一个多小时里,百无聊赖之下,不知不觉地我已经喝完了两杯。
“长官,您请!”老板殷勤地送上第三杯咖啡,小心翼翼道。
我没有向他示意过,不过既然已经送来了,就留下吧。我点点头。“你肯定那里会来人吗?”我向街对面做了个手势。
那间房子的深色大门边上有一块铜牌,上面写着:中华民国大使馆留学生联络处。
“我肯定,长官,那里会来人的,每天都来。”老板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平时他们九点之前准来人的,今天怎么晚了?”
“有人就好。”
“长官,您找那里的人,是不是他们犯了事?”老板在围裙上擦擦手,眼睛迅速地向我扫了一眼。
我微微皱眉,厌烦地一摆手。我这身军服到哪里都叫人神经过敏。
老板立既知趣地退了下去。
昨天,克里斯汀?施拉科夫中尉主动告诉我一个情况:去年年底,有一个自称是中华民国大使馆留学生联络处的来找过他,询问昭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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