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点从床上摔下来，这下弄出好大的动静。
我站稳了，再看，昭仍然十分安详，姿态纹丝未变。“好小子，竟装睡。”我心中笑骂。可要是昭就在这时睁开眼睛，那该多么……我赶紧跑开，回到办公室洗漱一番。
再见到昭时，我们互道早安，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昨晚上只是一个梦。第二天，第三天的晚上，我都做着同样的梦。接下去，我每天都盼着夜晚到来，好接着做梦。
我走进昭的病房，在忙完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几乎每天都是如此，心怦怦乱跳。昭半躺着，穿着我那件蓝色的开司米毛衣，倚在床上。他总是在看书，或是想得出神，灯光下，他的头发乌黑发亮，他的眼睛更是如宝石般闪闪放光。我把他的被子盖盖好，一个星期以来，雪下个不停，夜里暖气不足，总是很冷。就我们俩——我们认为就我们俩——在这简陋的病房里，没有爱情的表白，没有吻，只有沉默……除此之外就是高烧一般的，充满激情的对话，我们在谈论各自的家乡，家庭，音乐，书……我们体会到奇怪的幸福……这种想要发现彼此心灵世界的迫切……一种情人的迫切，已经成为奉献，奉献身体之前的灵魂的奉献。“了解我，看着我。我是这样的。这就是我经历的，这就是我曾经爱过的。你呢，我的爱人？”但是直到现在为止，没有爱的表白。有什么用呢？这些话一点用处也没有，就在这语调发生变化，双唇颤抖的时刻，就在这长时间的沉默到来的时刻……我得到了内心的满足，还有燃烧着的渴望……我期待着，在期待中忍受煎熬，在期待中体会幸福。
（注：本段改写自法国女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法兰西组曲》。我之所以一定要把这一段放在这里，是因为我太喜欢这一段了，太喜欢这本书了，太崇拜这位才华横溢的、命运多舛的、法国女作家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
☆、第四章 相处（15）
今天是1940年2月7日，有什么特别吗？要是在往年，你问我，我一定是绞尽脑汁也答不上来。但是今年，我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特殊的日子，对于昭，对于裘，对于那个遥远的战火纷飞的国家，对于生活在地球上各个角落的炎黄子孙，它是1940年中国农历新年的除夕，是个辞旧迎新，阖家团聚的日子。而这个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传统上是要过了农历正月十五，也就是2月22日，元宵节，才算真正结束的。
这些不是昭告诉我的，是裘告诉我的。裘非常关心昭的病情，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埃伦死后，每当遇到医学上的问题，我总是第一时间打电话请教裘。
一早，裘就打来电话，要我今天下午，无论如何到他那里去一趟。起先我不知道什么事，但是既然裘这样说，那我就去吧。原来，裘是叫我去拿他亲手包的饺子。他说自从离开祖国，这还是他头一回包饺子。往年他总去同学或是其他侨民家蹭吃。而今年他忽然手痒，很想亲手包一回饺子。既然包了，就叫我去拿一些带给昭。
我心里明白。这是裘特地为昭包的，尽管他们还未见过面，但是同在异乡为异客，昭又身处如此绝境，任何一点关怀都极其珍贵，更何况是来自故土同胞的。
我兴冲冲上楼，三阶一跨，二阶一迈，嘴角挂着抑制不住的笑容，还不时低头看一眼手中沉甸甸的包袱。
“长官！”
当这突如其来的叫声和随后的顿脚、敬礼发生时，我正踏上最上面的一阶楼梯，着实被吓了一大跳，闪了个趔趄。
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臂。“小心，长官！”
“没事。”我习惯性地回道。站稳后，才看清楚，楼梯口站着一位党卫军士兵。“怎么回事？”我心中嘀咕，“谁来了？这个士兵很陌生，难道是……”
“长官，您快请，司令官等您很久了。”
士兵的脸颊抽动了一下，好像是想笑。是嘲笑我刚才的狼狈，还是……想到这儿，我狠狠地瞪了士兵一眼。他的表情立时恢复了严肃，眼睛也避开我，直视前方。
果然是我猜中了。我的脑子更加混沌，心中愈是紧张。“为什么司令官突然到我的实验室来？有事，他应该叫我去营部的。难道……”我心里想着，脚下一点不敢停留，快步向办公室走去。路上把包袱放在走廊的一张凳子上，经过昭的病房门口时，向半开着的门里瞟了一眼。昭不在床上，我没有看见他。
“报告！长官！”我叫了一声，走进办公室。
我又是一惊，原来等着我的，不仅有司令官亚历克斯特拉格霍尔德教授。
教授舒服地坐在沙发里，翘着二郎腿，正专心地看着手中的病历。从那份病历的厚度，我一眼就看出，那是昭的病历。
而上尉则面对着门，半靠在办公桌前。双手插在马裤的裤兜里，两条穿着锃亮皮靴的腿，相互交叉地站在地上。
“马蒂。”教授从手中的病历上抬起头，先叫了我。
“啊！教授。”我一时难以搞清眼前的状况，也根本无暇思考他们的突如其来可能跟昭有什么关系。
教授看了一眼上尉。上尉微笑地欠欠身，做出个足够尊敬的姿势，意思为：您先请。
于是教授转向我，和蔼地问道：“据说，你去慕尼黑了？”
教授是个寡言少语，表情严肃的人，对我一直像父亲一样关爱有加。现在他的这句问话可算是救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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